1978年4月，一个春日的午后。29岁的村上春树躺在神宫球场的外场席上，喝着啤酒看棒球比赛。
场上击球手戴夫·希尔顿打出一记漂亮的二垒打。
阳光那么好。仿佛天启一般，一个念头在清脆的击球声中冒出来：“没准，我也能写小说呢！”
若干年后的某个清晨。
东京港区的一条寂静小路上，村上春树正在慢跑。他留着小男孩发型，穿着一套专业运动服，脚踏阿瑟士的轻便跑鞋。从他健硕的手臂肌肉上，你大概很难想到他是一个69岁的人。
跑步结束，他回到南青山的一座普通六层写字楼的顶层，开始了写二十页小说、阅读、听音乐的单调生活。多年前午后的那个念头，最终将他带向写作这条孤独而自由的路上。
路两旁是鲜花掌声，还是读者扔的烂番茄呢？他到底能不能得诺贝尔奖？村上并不在意吧。
村上家一直在日本最早开放、经济最发达的阪神间地区（注：大阪和神户之间）生活。日本的第一家咖啡厅、第一个日产蒸汽机车、第一支爵士乐队等等现代化社会的标志都出现在这片区域。
但这里并不是一片现代化的钢铁丛林。有山有水有森林，可以说，日本的工业无论多么发达，对自然之美的追求与维护从未变过。49年出生的村上春树，则是日本战后的第一个“婴儿潮”中的一员。
这代人被称为“团块世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积极上进，勇于创造，同时对旧时代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敬而远之。他们既是日本战后重建的主力军，更是现代日本经济、文化和价值观的建立者。
跟他们比起来，村上春树无疑是一个“异类”。
他从小热爱阅读，却对学校教育毫不“感冒”。
在他看来，游泳、听爵士和摇滚、看电影和英文小说、带着猫咪散步，都远比学校学习更重要。
所以他的成绩不上不下，在升学高中里也丝毫不在意高考的压力，与周围同学对比鲜明。
融合了日式山海美景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中产阶级郊外生活，构成了村上春树的成长的底色。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村上春树，很难在传统样式的日本文学里找到精神上的共鸣。
反倒是雷德蒙·卡佛、钱德勒、塞林格等西方作家的书籍给了他更多的阅读乐趣。他对学校教育的不喜、对西方文学的热爱，让他成了“对日本现代文学一无所知的人”。
这样的人生，倒颇像在酒吧里演奏的一首爵士乐，你听再多次类似的开头，都无法猜出后来的旋律。
因为爵士乐手的演奏全凭心情，自由随性。就像少年的成长，自然灵性，难以预测。
村上春树既然不爱接受学校教育，自然成绩不会好到哪里去。
第一年高考没有考上大学的他，复读一年进入了早稻田大学的电影戏剧系。他初入学时遇上了学生运动高潮期，根本没有正正经经地上过几门课。每天在学校的资料室里不停地看剧本、看电影。
学运风潮略平，他便四处打工赚取生活费，也不断增加着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可以说，他的大学教育是自我完成的。一方面他完成了自己的社会教育；另一方面他坚实了电影和剧本上的专业基础。
还未从大学毕业，22岁的他打工时候遇到一个女孩，交往不久就决定要结婚——村上春树和妻子都是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婚后村上春树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赚钱养家？
从不肯循规蹈矩的村上春树，根本不把去公司里当白领列入选项。
想到自己极其热爱的爵士音乐，“把爵士乐变成第一份工作”的念头不可抑制地冒了出来。为了实现理想，他和太太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拼命攒钱，再加上找亲友们东拼西凑地借。
终于在1974年开了一家爵士乐酒吧。
可是酒吧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好的。开店初期，他和妻子过着惨淡经营努力还债的生活。在最艰难的时候，房间里用不起暖气，村上就盖着全部的衣服，抱着猫睡觉。
吃苦幸福吗？村上春树很认真地劝勉后来者：吃苦受难绝不是乐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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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30岁时，村上的酒吧搬到了市中心的好地段、债务也还得差不多了。日子继续下去，可能他这辈子就是经营着小酒馆，闲时看书听音乐的普通酒吧老板。这样的日子对村上春树来说当然不差。
可是，少了一位几乎重新定义了日本文学表达方式的作家，对读者来说总归是有些遗憾的。
幸好，命运中的那个下午，不期而至又如约而来。他被球场上的一声清脆的击球声，打开了写作的开关。深夜，东京市区的某个酒吧。村上春树将厨房收拾干净，开始伏在在餐厨桌上写作。
他随心表达，力图在纸上构建一个想要的世界。
写得怎样？
他沉默地看着自己用SALOR牌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小说初稿。多年后初稿早已遗失，唯有四个字的评语一直留在心里——“不甚有趣”。
他的内心近乎崩溃。
世界级的畅销作家，也曾有这样憋不出好词好句的窘境。好在他最爱的爵士启发了他——爵士最重要的是即兴随意演奏，他同样需要找到自己的创作节奏，而不是陷于常规。
搬出一部尘封多年的Olivetii英文打字机，村上春树将小说的第一章翻译成英文，再用日语反译出来。
非母语创作限制了词语和语法的丰富性，反而“逼迫”他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村上文体”。
在村上看来，词汇量和技巧的多少不是限制创作的理由，就像人人都用钢琴弹奏，却总能弹出不同的曲调一样，“绝不会因为只有八十八个键，就无法用钢琴弹出新东西来了。”
终于写出第一本小说《且听风吟》的村上春树，将原稿寄给出版社就忘在了脑后。
一年后的某个春日清晨，而立之年的村上春树接到了编辑来电，他的处女作《且听风吟》进入了小说新人奖的最后一轮。他迷迷糊糊地与妻子出门散步。路上救助了一只受伤的小鸽子。
当掌心感受到鸽子暖暖的体温时，“我一定能获得《群像》新人奖，并且获得写作上的成就！”
——奇异的直觉击中了村上。如果没有这次获奖，他以后还会成为一个作家吗？
还是会的。
真正决定村上成为作家的时刻。
并不是那个看球的午后，也不是他在学校的资料室里看了两百部电影、想成为一个编剧的时候。
从他出生在阪神间地区开始，从他在那里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文学、音乐、电影开始，从他独爱英文原版书而不在意学校成绩开始，他就注定会成为一个作家。
毕竟，村上始终坚持，写作是出于人性追逐自由的本能，而不是技巧的训练。读者也会因为阅读他的文字，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而追逐自由的本能，他生而有之。
这样的本能，让他喜爱旋律自由多变的爵士乐，也让他从少年起就选择孤独而不合群的生活，哪怕成为酒吧老板也没被市侩气感染，反而坚定地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孤独而不合群”的人是不是一定就不能成功？这恐怕要看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定义一个作家是否成功，是看他有没有拿到很多奖项乃至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
村上春树肯定是“不合群而不成功”的那一类里的。
因为年年提名诺奖年年不中，村上春树被戏称为“文学界的小李子”。
“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终于在2016年捧回了小金人，村上春树何时才能结束陪跑生涯呢？
对此，村上说：“流芳百世的不是奖项，而是作品。”
他不在意芥川奖、诺奖甚或书评。这类评价性质的东西，在他看来远比不上掏钱买他书的读者重要。
这倒是让人想起写出《人间失格》的太宰治。
太宰治开始写作的契机并不是为了精神的自由，而是因为他喜欢芥川龙之介，当时正好新设了芥川龙之介奖。他极度渴望得到评审组的认可，也坚信自己配得上这样的荣誉。
第一次因被川端康成认为“品行不端”而痛失奖项，第二次根本就无人获奖，第三次太宰治连提名也没有——芥川奖被定位为新人奖，两次提名不中的太宰治，失去了竞争的资格。
对此，太宰治的反应是——“大家都在欺负我吗？”这样的性格，似乎也预示了他悲剧性的未来。同样两提不中的村上春树则说，得不得奖自己真的无所谓，请媒体不要渲染话题，更不要来烦他。
为了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写作的完全自由。
他多年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不公开照片，不上电视，不出席任何正规聚会……
他枯燥地重复着“写稿——运动——阅读/听歌——睡觉”的日子。
孤独吗？孤独是写作者必须的。
当写作者真正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时，周围的人、事、物都会远离，他只向内索求。
天地空茫，只余一人。
“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够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www.lz16.cn
虽说村上春树不在意奖项，可奖项既然存在，就一定有它的标志性作用。
教授阎连科就说：“门罗拿了诺奖，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树也获诺奖了，整个世界文学对经典的转移就已悄然完成，那就是我们长期崇敬的伟大作品的灾难。”
村上春树的作品，早早地被贴上了“苦咖啡文学”的标签——对咖啡馆以外的人生毫无想象的文学。
尽管诺奖是否真的如此值得推崇尚待商榷，可是将宏大叙事的严肃文学视为文学庙堂的唯一。
是不是过于狭隘了呢？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即便村上春树没有写出《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庞大叙事作品，他依然有着“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的情怀。200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礼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高墙与鸡蛋》
——“在墙和鸡蛋中间，我永远选择鸡蛋，不管墙有多么高，鸡蛋有多么脆弱。”
耶路撒冷哭墙之下，他的发言让当今社会为之震撼。
2011年，加泰罗尼亚国际奖上，他发表又一篇演讲《作为非现实的梦想家》。
他不仅直言不讳地讲出了日本政府在核电站建设、运营乃至灾后处理中的各种错误，还将自己所得的奖金全部捐献给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受害者。他用演讲中的最后几句为自己明志：我们不能畏惧做梦。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脚步，被名为“效率”及“便利”的丧犬们追上。我们必须以坚定的脚步成为一个不断前进的“非现实的梦想家”！而他做的梦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一点，就是活出一个人本来的样子。
在他的新书《假如真有时光机》中，他写到：人生是一条单行线，假如真有时光机，你想实现什么愿望？不确定为什么要去，正是出发的理由，一帆风顺的话，就失去了旅行的意义。
这就是所谓的旅行，所谓的人生。
书为伴，笔同行，彼同心。语录集-最美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