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13日，正准备去一个朋友家做客的布罗茨基，在自家门前的马路上被突然逮捕。
随后，他经历了一场"卡夫卡式"的审判。
法官：您的职业是什么？
布罗茨基：诗人。诗歌译者。
法官：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
布罗茨基：没有人。（并非挑衅地）那么是谁把我列入人类的呢？
法官：那您做过什么对祖国有益的事情吗？
布罗茨基：我写诗。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相信……
我确信，我写下的东西将服务于人民，不仅是此时，还将服务于后代。
法官：这就是说，您认为您所谓的诗能为人们带来益处咯？
布罗茨基：您为什么在谈到诗的时候要说"所谓的"呢？
法官：我们说您的诗是"所谓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别的理解。
审判持续了近五个小时，到黑夜才结束。
审判结束后，法官惊讶地看到，在过道和楼梯上挤满了人，尤其是年轻人，这些未曾经历过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大恐怖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习惯于恭顺和沉默了。
女记者弗丽达记录下了这一切。
其时她已重病在身，却以一种公民的良知和一种母性的爱，投入了对诗人的营救。
弗丽达刚刚完成了一件功勋，审讯过程中她一直在场。不知疲倦地往中学笔记本上记录下周围发生的一切：发言、提问、回答，大厅里的呼叫……利季娅回忆说。
每次读到这些简朴的话，她便会想起阿赫玛托娃在喷泉宫寓所盖的那满是窟窿的棉被，想起曼德尔施塔姆的破裤子，想起茨维塔耶娃肩上披的粗麻布。"
他回答法庭询问的时候，仿佛他们就站在他身后。"
在那场荒诞的审判背后，的确站着这样一群人：白银时代的女祭司阿赫玛托娃、女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女记者弗丽达，以及肖斯塔科维奇、马尔克夏、帕乌斯托夫斯基。
甚至还有谨小慎微的作家协会书记康·亚·费定。
当时，阿赫玛托娃正因心脏病躺倒在病床上，弗丽达甚至没等到再见布罗茨基一面便去世了。
二十多年后，当布罗茨基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讲坛上时。
仍然感到了某种不安和窘迫：这些身影常使我不安，今天他们也让我不安。
无论如何，他们不鼓励我妙语连珠。
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
因为在纸上胜过他们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生活中胜过他们，正是他们的生活，无论其多么悲惨多么痛苦，总是时常迫使我去惋惜时间的流动。
时间会流走，但记忆不会消失，因为总有一些勇敢的心灵记录下这一切。利季娅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严酷的"大清洗"时代，她也曾是那长长的探监队伍中的一员，她的丈夫在1938年遇害。
具有相似命运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面对"你是否认为有一天你能够讲述这个故事？"时，曾承诺："是的，我会试试的。"她写下了伟大的《安魂曲》。
在监狱门前排了两年队后，利季娅写下了小说《索菲娅o彼得罗夫娜》。
1960年代初期，尘封多年的《索菲亚·彼得罗夫娜》一度看到了出版的希望，因为连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劲暴的作品都得以发表了。
出版社甚至跟利季娅签订了合同，并预付了稿费。
然而随后不久，当政者们渐渐感受到，国家在精神自由层面上已处于某种危险境地，于是意识形态又开始条件反射般抽搐、收紧，出版合同随后被撤销。
1970年代初，利季娅通过地下出版的方式出版了《索菲亚·彼得罗夫娜》随后她便被苏联作协开除。
当然，更大的罪过在于她见证了历史，并说出了真相。
在开除利季娅之前，苏联作协已开除了不少人，一大批勇敢的异己者被迫交出了会员证。
左琴科、加利奇、马克西莫夫、科尔尼洛夫、卡别列夫、索尔仁尼琴、博加特廖夫、布罗茨基、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www.lz16.cn
1946年9月，随着日丹诺夫的一句"她与现代苏联的现实状况格格不入"，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正在付印中的作品也被销毁。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感动得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
随后他就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只好拒绝领奖。
诗人勃洛克曾警告那些文化官吏们，不要妄图领导神秘的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诗歌。但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体制里，极权的力量永远不会放弃对文化的统治，而且这种统治往往是以平庸统治天才。
空话连篇的平庸作家塞满理事会、书记处和各委员会。他们早已丧失历史感，只渴望尽快发财。
1977年10月，小说家弗拉基莫夫终于忍无可忍，愤怒上书作协理事会。
我留在这片土地上，但决不与你们站在一起……
我把你们从我的生活中开除。你们承担起平庸之辈的重负，千方百计地迫害同事吧，压迫他们，迫害他们，不要放过他们。但我不参加了。退还1471号作协会员证。
"我把你们从我的生活中开除"，哪来的勇气让弗拉基莫夫说出这样的话？
是对真相的坚守，和对记忆的捍卫，让他的内心充满力量。与其你开除我，不如我来开除你们。
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正如伊凡·克里玛所说，如果我们丢掉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
遗忘是死亡的症状。没有记忆，我们就不再成为人……
抗拒死亡，其实就是抗拒遗忘，反之亦然：抵抗住遗忘，我们就能战胜死亡。（伊凡·克里玛《文学与记忆》）波兰诗人米沃什也认为，艺术只能孕育自记忆，他说：活着的这些人永远受着那些死者的委托。
他们只有努力重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将过去从神话和传奇中拉出来，才算清偿了这笔债。（米沃什《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对一个诗人而言，从记忆中汲取力量，与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同样重要。
委托和债务，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项道义契约，生者作为幸存者，有责任承担起死者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精神债务。每个作家和诗人，都有义务签下这份生死契约。
而极权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谎言代替真相。独裁者最不愿面对真相。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遮蔽真相，篡改现实，以使记忆模糊或扭曲，强迫人们遗忘。
于是，在一些不良传记作者的笔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成了一个旅行家，他所有的流放生涯似乎都是在国内漫游：克里木、莫斯科、彼得格勒、第比利斯、罗斯托夫、阿布哈兹、沃洛涅日……
再后来呢？"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之路中断了"，事实上他是死在了流徙远东的途中。
而对巴赫金的流放史也只字不提，只是说：巴赫金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出版后，很快就前往西伯利亚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库斯塔纳亚市，仿佛巴赫金是个爱动的人。
宁愿到穷乡僻壤，远离中央档案馆和图书馆去研究俄国文学史。利季娅讽刺说。
"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赫尔岑语）利季娅认为，这一半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损，"先存在一半，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
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面对权力的篡改和遮蔽，人以什么来捍卫记忆？利季娅的做法是：记录下这一切。她曾对自己的文学操守暗暗发誓：绝不删改一个字。就算不再发表我写的一个字，就算我所呕心沥血的文学构思永远无法实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我作品中删除牺牲者的姓名和导致他们牺牲的共名。
不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休想。决不考虑掂量、权衡……
因为一旦掂量和权衡，底线就会后退一步，离真相就会更远一点。萨哈罗夫则是凭良心说话，以行动和不屈的心灵做自己能做的事，"这个沉默不语的人最主要的职业是与全世界大声对话"；
而索尔仁尼琴则是提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与说谎，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
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就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索尔仁尼琴《莫要靠谎言过日子》）
不合作、不苟且、不说谎，看似都是最低的底线，但真要做起来也很难。
1973年秋天，在对萨哈洛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批判声浪中，一些参与者让利季娅感到震惊--柯尔莫戈罗夫、肖斯塔科维奇、艾特玛托夫和贝科夫。"这可不是一声号令就不择手段群起攻之的一群流氓。
那些流氓简直不是人，可他们是人。这又该如何来理解？
要知道，这不是1935年，不是1937年，不是1946年，也不是1968年，而是1973年，他们站出来作伪证不是在严刑拷打之下，不是在流放或其他暴力的威胁之下。
而是人身绝对安全，只接到一个客气的电话。
这才真正让人震惊。
人性的懦弱与复杂，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让人轻松。惟其如此，才反衬出捍卫记忆的伟大。
面对此情此景，利季娅写下了檄文《人民的愤怒》。
随后，她便收到了来自作家协会的信，信中只有一行字："我必须和您谈谈。请您12月28日星期五下午二时到书记处我的办公室。"她被开除了。
1994年6月，流亡海外的索尔仁尼琴重返俄罗斯，堪称一次漫长的凯旋。1996年2月6日，老索将自己的一本新作送给利季娅，扉页上写着："送给我无畏的朋友"。第二天，利季娅便离开了人世。
书为伴，笔同行，彼同心。语录集-最美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