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不到两个月。
这一天我在中央公园里吃冰，几位同来的朋友先散了。
我独自坐着，翻开几张报纸看看，只见满纸都是讨伐西南和召集新国会的话。
我懒得看那些疯话，丢开报纸，抬起头来。
看见前面来了一男一女，男的抱着一个小孩子，女的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
我觉得那男的好生面善，仔细打量他，见他穿一件很旧的官纱长衫。
面上很有老态，背脊微有点弯，因为抱着孩子，更显出曲背的样子。
他看见我，也仔细打量。我不敢招呼，他们就过去了。
走过去几步，他把小孩子交给那女的，他重又回来，问我道：“你不是小山吗？”
我说：“正是。你不是朱子平吗？我几乎不敢认你了！”
他说：“我是子平，我们八九年不见，你还是壮年，我竟成了老人了，怪不得你不敢招呼我。”
我招呼他坐下，他不肯坐，说他一家人都在后面坐久了，要回去预备晚饭了。
我说：“你现在是儿女满前的福人了。怪不得要自称老人了。”
他叹口气，说：“你看我狼狈到这个样子，还要取笑我？
我上个月见着伯安仲实弟兄们，才知道你今年回国。你是学哲学的人，我有个问题要来请教你。
我问过多少人，他们都说我有神经病，不大理会我。
你把住址告诉我，我明天来看你。
今天来不及谈了。”（励志语录网 www.lz16.cn）
我把住址告诉了他，他匆匆地赶上他的妻子，接过小孩子，一同出去了。
我望着他们出去，心里想到：朱子平当初在我们同学里面，要算一个很有豪气的人。
怎么现在弄得这样潦倒？
看他见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一开口就有什么问题请教，怪不得人说他有神经病。
但不知他因为潦倒了才有神经病呢？还是因为有了神经病所以潦倒呢？
……
第二天一大早，他果然来了。他比我只大得一岁，今年三十岁。但是他头上已有许多白发了。
外面人看来，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几岁。
我问他什么问题。
他说：“我这几年以来，差不多没有一天不问自己道：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
我想了几年，越想越想不通。
朋友之中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起先他们给我一个‘哲学家’的绰号，后来他们竟然叫我做朱疯子了！
小山，你是见多识广的人，请你告诉我，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
我说：“子平，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现在的人最怕的是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得意的人听着这个问题就要扫兴，不得意的人想着这个问题就要发狂。
他们是聪明人，不愿意扫兴，更不愿意发狂，所以给你这个疯子的绰号，就算完了。
我要问你，你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呢？”
他说，“这话说来很长，只怕你不爱听。”
我说我最爱听。
他叹了一口气，点着一根纸烟，慢慢地说。
以下都是他的话：“我们离开高等学堂那一年，你到英国去了。
我回到家乡，生了一场大病，足足地病了十八个月。
病好了，便是辛亥革命，把我家在汉口的店业就光复掉了。家里生计渐渐困难，我不能一出来谋事。
那时伯安石生一班老同学都在北京，我写信给他们，托他们寻点事做。
后来他们写信给我，说从前高等学堂的老师陈老先生答应要我去教他的孙子。
我到了北京，就住在陈家。
陈老先生在大学堂教书，又担任女子师范的国文，一个月拿的钱很多。
但是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成器，老头子气得很，发愤要教育他的几个孙子成人。
但是他一个人教两处书，哪有工夫教小孩子？
你知道我同伯安都是他的得意学生。
所以他叫我去，给我二十块钱一个月，住的房子，吃的饭，都是他的，总算他老先生的一番好意。
过了半年，他对我说，要替我做媒。
说的是他一位同年的女儿，现在女子师范读书，快要毕业了。
那女子我也见过一两次，人倒很朴素稳重。
但是我一个月拿人家二十块钱，如何养得起家小？我把这个意思回复他，谢他的好意。
老先生有点不高兴，当时也没说什么。
过了几天，他请了伯安仲实弟兄到他家，要他们劝我就这门亲事。
他说：‘子平的家事，我是晓得的。
他家三代单传，嗣续的事不能再缓了。二十多岁的少年，哪里怕没有事做？
还怕养不活老婆吗？
我替他做媒的这头亲事是再好也没有的。
女的今年就毕业，毕业后还可在本京蒙养院教书，我已经替她介绍好了。
蒙养院的钱虽然不多，也可以贴补一点家用。他再要怕不够时，我把女学堂的三十块钱让他去做。
我老人，大学堂一处也够我忙了。你们看我这个媒人总可算是竭力报效了。’
伯安弟兄把这番话对我说，你想我如何能再推辞。
我只好写信告诉家母。
家母回信，也说了许多‘三代单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
又说：‘陈老师这番好意，你稍有人心，应该感激图报，岂可不识抬举？’
我看了信，晓得家母这几年因为我不肯娶亲，心里很不高兴，这一次不过是借发点牢骚。
我仔细一想，觉得做了中国人，老婆是不能不讨的，只好将就点罢。
我去找到伯安仲实，说我答应订定这头亲事，但是我现在没有积蓄，须过一两年再结婚。
他们去见老先生，老先生说：‘女孩子今年二十三岁了，她父亲很想早点嫁了女儿。
好替他小儿子娶媳妇。
你们去对子平说，叫他等女的毕业了就结婚。
仪节简单一点，不费什么钱。他要用木器家具，我这里有用不着的，他可以搬去用。
我们再替他邀一个公份，也就可以够用了。’
他们来对我说，我没有话可驳回，只好答应了。
过了三个月，我租了一所小屋，预备成亲。老先生果然送了一些破烂家具，我自己添置了一点。
伯安石生一些人发起一个公份，送了我六十多块钱的贺仪，只够我替女家做了两套衣服，就完了。
结婚的时候，我还借了好几十块钱，才勉强把婚事办了。
结婚的生活，你还不曾经过。我老实对你说，新婚的第一年，的确是很有乐趣的生活。
我的内人，人极温和，她晓得我的艰苦，我们从不肯乱花一个钱。
我们只用一个老妈，白天我上陈老家教书，下午到女师范教书，她到蒙养院教书。
晚上回家，我们自己做两样家乡小菜，吃了晚饭，闲谈一会，我改我的卷子，她陪我坐着做点针线。
我有时做点文字卖给报馆，有时写到夜深才睡。
她怕我身体过劳，每晚到了十二点钟，她把我的墨盒纸笔都收了去，吹灭了灯，不许我再写了。
小山，这种生活，确有一种乐趣。但是不到七八个月，我的内人就病了，呕吐得很厉害。
我们猜是喜信，请医生来看，医生说八成是有喜，我连忙写信回家，好叫家母欢喜。
老人家果然喜得很，托人写信来说了许多孕妇保重身体的法子，还做了许多小孩的衣服小帽寄来。
产期将近了。她不能上课，请了一位同学代她。
我添雇了一个老妈子，还要准备许多临产的需要品。好容易生下一个男孩儿来。
产后内人身体不好，乳水不够，不能不雇奶妈。
一家平空减少了每月十几块钱的进帐，倒添上了几口人吃饭拿工钱。
家庭的担负就很不容易了。
过了几个月，内人的身体复原了，仍旧去上课，但是记挂着小孩子，觉得很不方便。
看十几块钱的面子上，只得忍着心肠做去。
不料陈老先生忽然得了中风的病，一起病就不能说话，不久就死了。
他那两个宝贝儿子，把老头子的一点存款都瓜分了，还要赶回家去分田产。
把我的三个小学生都带回去了。
我少了二十块钱的进款，正想寻事做，忽然女学堂的校长又换了人，第二年开学时。
他不曾送聘书来，我托熟人去说，他说我的议论太偏僻了，不便在女学堂教书。
我生了气，也不屑再去求他了。
伯安那时做众议院的议员，在国会里颇出点风头。
我托他设法。他托陈老先生的朋友把我荐到大学堂去当一个事务员，一个月拿三十块钱。
我们只好自己刻苦一点，把奶妈和那添雇的老妈子辞了。
每月只吃三四次肉，有人请我吃酒，我都辞了不去，因为吃了人的，不能不回请。
戏园里是四年多不曾去过了。
但是无论我们怎样节省，问题是总不够用。
过了一年又添了一个孩子。
这回我的内人自己给他奶吃，不雇奶妈了。
但是自己的乳水不够，我们用开成公司的豆腐浆代它，小孩子不肯吃，不到一岁就殇掉了。
内人哭得什么似的。
我想起孩子之死全是因为雇不起奶妈，内人又过于省俭，不肯吃点滋养的东西，所以乳水更不够。
我看见内人伤心，我心里实在难过。后来时局一年坏似一年，我的光景也一年更紧似一年。
内人因为身体不好，辍课太多，蒙养院的当局颇说嫌话，内人也有点拗性，索性辞职出来。
想找别的事做，一时竟寻不着。
北京这个地方，你想寻一个三百五百的阔差使，反不费力。
要是你想寻二三十块钱一个有的小事，那就比登天还难。
到了中交两行停止兑现的时候，我那每月三十块钱的票子更不够用了。
票子的价值越缩下去，我的大孩子吃饭的本事越来越大。
去年冬天，又生了一个女孩子，就是昨天你看见我抱着的。
我托了伯安去见大学校长，请他加我的薪水。
校长晓得我做事认真，加了我十块钱票子，共是四十块，打个七折，四七二十八。
你替我算算，房租每月六块，伙食十五块，老妈工钱两块，已是二十三块了。
剩下五块大钱，每天只派着一角六分大洋做零用钱。
做衣服的钱都没有，不要说看报买书了。
大学图书馆里虽然有书有报。
但是我一天忙到晚，公事一完，又要赶回家帮内人照应小孩子，哪里有工夫看书阅报？
晚上我腾出一点工夫做点小说，想赚几个钱。
我的内人向来不许我写过十二点钟的，于今也不来管我了。
她晓得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非寻两个外块钱不能过日子，所以只好由我写到两三点钟才睡。
但是现在卖文的人多了，我又没有工夫看书，全靠绞脑子、挖心血，没有接济思想的来源。
写的东西又都是百忙里偷闲潦草作的，哪里会有好东西？
所以往往卖不起好价钱，有时原稿退回，我又修改一点，寄给别家。
前天好容易卖了一篇小说，拿着五块钱，所以昨天全家去逛中央公园，去年我们竟不曾去过。
我每天五点钟起来，冬天六点半起来，午饭后靠着桌子偷睡半个钟头，一直忙到夜深半夜后。
忙的是什么呢？我要吃饭，老婆要吃饭，还要喂小孩子吃饭——所忙的不过为了这一件事！
我每天上大学去，从大学回来，都是步行。
这就是我的体操，不但可以省钱，还可给我一点用思想的时间。
使我可以想小说的布局，可以想到人生的问题。
有一天，我的内人的姐夫从南边来，我想请他上一回馆子，家里没有钱，我去问同事借。
那几位同事也都是和我不相上下的穷鬼，哪有钱借人？
我空着手走回家，路上自思自想，忽然想到一个大问题，就是‘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
我一头想，一头走，想入了迷，就站在北河沿一棵柳树下，望着水里的树影子，足足站了两个多钟头。
等到我醒过来的走回家时，天已黑了，客人已经走了半天了！
自从那一天起到现在，几乎没有一天我不想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从睡梦里喊着‘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
小山，你是学哲学的人。
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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