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人的耐心是举世无双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地冷漠。
我认为这同样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这里有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作为对照。
英国名著《汤姆求学记》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汤姆·布朗临行前，母亲嘱咐他“要抬头挺胸。
直截了当地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对儿子的临别嘱咐却往往是“少管闲事”。
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身处一个法律不保障个人权益的社会。
不关心公共事务总是比较保险，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冷漠吸引人的一面，西方人则难以认同。
但我觉得这种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与中华文化相适应的产物。
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并遗留下来的，而后人则接受着这种旧观念的熏陶。
中国人固守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
因为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总是暗藏危机，这对于那些管得太多的人来说终归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换言之，中国青年和外国青年一样都热心公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
也有热血志士，他们也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
但等这些年轻人到了25-3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大家全都变聪明了（中国人叫做“学乖了”）。
变冷漠了。（励志语录网 www.lz16.cn）
而冷漠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老练和有教养的重要标准。
有的人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冷漠，有的人则是在手指被灼伤一两次后才习得的。
所有的老人都行事谨慎，因为所有曾经行为不羁的老家伙都已经受益于冷漠。
他们要在这个个人权益不受保障的社会里生存下去。
在这样的社会里，把手指头烫伤一次已经是足够倒霉了。
因此，在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冷漠也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
一个人太热衷于公共事务（或者中国人所谓的“闲事”）是非常危险的。
邵飘萍和林白水这两位中国最勇敢的记者在1926年被东北军阀（张作霖）枪毙。
甚至都没经过任何审判，其他记者自然会从中学会冷漠，开始“变聪明”。
在中国，所谓的最成功的记者。
是那些对生活，特别是对当下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自己看法的记者。
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人们只有在个人权益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会热心公益。
这时，大家只需注意诽谤法（国外把保护名誉的法律通称为“诽谤法”）。
但当公民权益都得不到保护时。
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便会告诉自己，莫谈国事才是对自己人身自由的最好保护。
换言之，冷漠并非一种高尚的美德，而只是一种社会态度，人们因为得不到法律保护而把它当作必需。
冷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如同乌龟进化出龟壳。
中国人的漠视眼神举世闻名。
但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自我约束。
中国的强盗和土匪就是这一论断的事实依据，强盗和土匪无需仰仗法律的庇护。
因而没有进化出冷漠的外壳，他们是中国社会中最具侠义心肠和公益精神的一个群体。
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骑士精神，以“豪侠”为名义，与白话小说《水浒》有着必然的联系。
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感受着这些好汉的生活与冒险，通过小说间接得到快感。
因此，强者是这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人。
因为他们敢承担管闲事的后果，而弱者自然是剩下的大多数，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搀和时事。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也能惊奇地找到佐证。
中国的魏晋时期，文人因不关心国家事务而受推崇，结果使国力渐衰，导致中国北部被北方蛮族征服。
魏晋时期的文人热衷于饮酒和聚众“清谈”，沉迷于道教的神话，梦想找到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
这一时期是自周朝和汉朝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最低点，也代表了一个时代衰退的终结。
此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蛮族统治。
中国人这种对国事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算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历史给了我们答案。
直到东汉末年，中国的文人才开始摒弃这种冷漠的态度。
事实上，在这个阶段的政治批评达到了高潮。
一些主要的文人和“太学生”都积极参与有关时政问题的讨论，参与讨论的人有三万多。
他们对朝廷政策和任人唯亲的选材手段进行大胆批评，这是要冒着惹恼宦官和皇帝的风险的。
然而，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保护，这场清议运动在宦官的强势镇压下结束了。
有些文人连同他们的整个家族被杀害，有的被流放或锒铛入狱。
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166-199年，被叫作“党锢”。
党锢之祸的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大，以至于整个清议运动从此以后戛然而止。
之后党锢之祸的消极影响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
党锢之祸随之而来的是文人们对国家事务的漠不关心，这些人开始沉迷于美酒、女色、诗词和道教。
有些文人隐居山林，自己动手修建没有门的泥砖房。
从窗口拿别人送来的食物，就这样一直到最后老死。
还有些文人化装成樵夫，并恳求亲戚们不要登门拜访，以免自己被人认出来。
随后又出现了七个诗人，或曰“竹林七贤”。
其中一个伟大的诗人叫刘伶，他嗜酒如命，常常好几个月都是一副醉醺醺的状态。
刘伶乘鹿车时，手里常抱着一壶酒，拿着一把锹，随身跟着一个掘墓人。
上路之前就对他说：“我什么时候要是死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把我埋了”。
但大家都尊敬他，都说他“聪明”。
其他文人有的隐居田园，有的声色犬马，有的放浪形骸。
另一个叫阮咸的大诗人与家里的女仆关系暧昧。
有一回他在外听人说自己的妻子把女仆打发走了，他立马就从朋友那儿借了匹马。
快马加鞭赶上了女仆，当众将她抱上马背。
这些人因他们的聪明而受人尊敬。人们对这些人的景仰，犹如小龟羡慕老龟的厚龟壳一样。
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中国人态度冷漠的病灶。
同时也了解了产生这种冷漠的根源，众所周知，这种冷漠使中国人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
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也很简单，即制定法律，保护民权。
但好像没有人有足够的远见能看到这么做的长远影响。没人要求这样。也没人真的想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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