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在时空的延伸里上演的，都是电影。没有谁能走出人生这部电影，就像没有人能走出时间。
五岁那年，我跟着小伙伴到村前的山岭上摘野果，因为年纪小，跑得慢，被伙伴们甩出好远。
经过一座独木桥的时候，我的脚一滑就从桥上掉了下去，额头正好撞上了桥下的一颗石头，当场昏了过去。
后来，满脸是血的我被大人们看见了，他们在一阵慌乱中拉来一辆双轮车，一路狂奔把我送去了十几里外的镇卫生院。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创啊！母亲和婶婶将我死死地摁在手术床上，我清晰地感觉到那根冰冷尖锐的银针一次次地刺破皮肤，从伤口的这边，穿向伤口的另一边。
因为失血过多加恐惧过度，我再一次晕厥过去。等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伤口已经缝合包扎好，但仍在剧痛。
母亲叫上叔叔拉着双轮车，她和婶婶一人一边在车外护着，像押送贵重物品一样地把我从镇上接了回去。我蜷缩在三轮车上一边哭，一边颤抖，母亲说我的样子就像去了半条命的小猫。
母亲还告诉我，那天村里要放电影。
电影是什么？我躺在双轮车厚厚的稻草上无力地想，电影能治好我头上那条缝了八针的伤吗？
隐约中似乎想起小伙伴曾说过，这个东西能在一块白布上放出真人来，但那些真人又跑不出来，他们还能在里面说话、吃饭。母亲说的电影，大概就是这个了吧。
我对人能在一块白布里吃饭的事产生了一些好奇，这些好奇让我颤栗的哭泣渐渐平静下来。
一进村，我就看到奶奶住的晒坪上，已经有人在两棵大樟树间扯开了一块白布，三四个放映员张罗着，把机器放在白布前面，又是拽机又是拉线地忙活着。这就是电影？
奶奶看我头上蒙着白纱布，哭着把我搂过去，骂着天杀的妖孽把她的孙女摔成这样，然后跑回屋里拿出了几颗糖果。
仿佛我生命的记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哪怕是过年，农村的孩子都很难吃上糖果。但这个时候我居然幸运地获得了几颗。
奶奶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以往有好吃的东西总是先照顾堂哥堂弟，而我一直半大不小地夹在他们中间，又是个女孩，总是不受重视地被遗忘。
现在，头上创伤让我获得了难得的重视与疼爱，伤痛在这时仿佛得到了不小的慰藉。
放电影的叔叔们布置好了场地，被奶奶请回家里吃饭。我记得其中一位戴着眼镜，长得很斯文的放映员对我说：小朋友，今天晚上的电影很好看，说的是解放军叔叔打敌人的故事。
你也要像解放军叔叔那样勇敢哦，一点点伤很快就好，不要害怕！
他的话听上去充满了温暖的力量，我虚弱的身体突然觉得有了一些底气。
奶奶那天破天荒地杀了只鸡，热情地招呼着放映员们，还给我盛上了一大碗鸡汤。
村上的孩子们好像都不用吃饭了似的，盯着我头上包扎的白布，用一种分不清是同情还是羡慕的表情看我，转头又盯着放映员看，好像他们是神仙罗汉下凡一样。那时候，电影是一门红火的事业，放映员是一种令人艳羡的职业，每乡每村都争着抢着让放映队去帮他们放电影，能请到一场电影，是一件光荣的事，而哪个村谁家能请到放映员吃饭，是家族的一次莫大荣光。
爷爷奶奶的脸上自然是容光焕发的，他们摆了一桌最好的酒菜来款待放映员，但放映员们都还挺客气。爷爷给他们准备的米酒，他们坚决不喝，说是怕耽误工作，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放映员，还有点羞涩，吃饭都比别人斯文几分。
那天晚上，饭桌上最大的鸡腿被夹到了我的碗里。
天刚黑下来，晒坪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孩子们要么兴奋得到处乱跑，要么坐草地上大呼小叫，没一会儿消停。
正对着电影幕布的晒坪边上，堆着五六个大草垛，在夜幕下像一个个安静的粮仓。邻村四五里外的乡亲也都过来了，大家互相招呼着，热闹得像过节一样。
当一束闪亮的光束“刷”地一下投射到幕布上时，全场观众一下安静下来，我们村历史上第一场电影就这么隆重地开始了。
但我的伤口还在作痛，身体有气无力。我跟母亲说不想看了。可是母亲说，难得放一次电影，还是看一会儿吧。说着把我抱了出去，抱到了晒坪后面一个将近一人高的草垛上。
那是一个堆得很平整的草垛。我觉得有些奇怪，这个草垛与周围的草垛不一样，一般的草垛造型就像宝塔一样，中间高，四周低，根本不好坐人。可当时为什么会有一个草垛堆得如此四方平整，像是有人把原来的草垛拆了，然后再重新堆过一样。坐在那堆厚厚的稻草上，熟悉的感觉突然让我想起昨天往返卫生院的路上，双轮车上都有一层厚厚的稻草。
我回到家的时候，奶奶把那些留有血迹的稻草扎成两小把，在屋前一烧，然后让母亲抱着我跨过火盆，说是去血光之灾。想来情急之中，这个草垛已经被母亲拆了用了。
我坐在上面，高度刚刚好，能清晰地看到整个晒坪上的人头，他们站得最高的人，也挡不住我的视线。漫天的星光照在我们的身上，照在灰白色的草垛上。
那是怎样的草垛啊，蓬松软和，散发着阳光的余热和淡淡的稻香，像床一样温暖。那些年，每到天气最冷的日子，母亲就会搂上几捆干干的稻草回家，铺在床板上，再拿被子垫在上面给我们过冬。
下雪天，母亲把稻草揉成一团，塞进我们的胶鞋里，这样，我们的脚就不至于太冷。在仍是衣不保温的童年，那些草垛就是一个个温暖的符号，静静地标注在乡村的田野里，在农村人的心里。
现在，我坐在厚厚的草垛上，身体半凹进稻草里，感到别样的安全。
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坐上了草垛，还带了一件外衣给我披上，然后把我搂在了怀里。我就这样靠在母亲的胸前，抬起哭肿的双眼，开始感受人生的第一部电影。
放映机在吱吱地转动，幕布上的人物一个个地出现。我看见那位戴眼镜的叔叔在机器上拨弄着什么，一位老放映员在他身边指点着说着。
抬头，电影里正在激烈地打仗，有些士兵头被打伤了，他们包扎的白布与我的样子竟然很像。
我在那些枪林弹雨中看见许许多多士兵倒下，他们的身体被打出一个个血洞，从高高的桥上掉进河里被冲走，整条河都被染成了红色。
激烈的战斗后，士兵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有些断了一条腿，有些没有了胳膊，有些根本看不清脸。乡亲们鸦雀无声，沉重又安静。
这样惨烈的场景我是第一次见，那些血肉模糊的躯体看得我又开始心惊胆战。
我又想起了自己一脸的血，于是又害怕地哭起来，闹着要走，不愿意再看了。
母亲安慰我说：你看，那些解放军叔叔为了解放全中国，不怕枪不怕刀，多勇敢，你这点小伤算什么，过几天就好了。
母亲说的话怎么跟放映员说的话一样。
我开始相信我的伤并不是那么可怕，还下意识地动了动自己的手脚，发现它们仍安然无恙地挂在身上时，隐隐作痛的伤口确实觉得好了些，人也不再惊颤。
那场草垛上的电影，像一剂温良的膏药，温暖及时地熨帖在我创伤的身体和心灵之上。后来每次看到头上的疤痕，便又能想起那晚的电影、温暖的草垛和满天的星光，沮丧的心情很快又会烟消云散。
没有想到十七年后，大学毕业，我的第一份工作竟然与电影有关。我被借调到电影的主管部门工作，成为与电影经常打交道的人。但工作伊始，常常觉得郁郁不得志。
我曾跟领导说过想到艺术团去当一名舞蹈演员。但领导说，你去当演员，不可能啊。
说完盯着我平庸的脸看了好几秒，特别是头上的那道疤痕，它从额头的一侧以对角线的姿态大摇大摆地延伸到了额头的正中央。
领导的回答让我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疤痕带给了我无法回避的后遗症。对于那场重创，记忆虽然已经淡去，但疤痕却无法抹去，它长在额头上，多厚的妆都掩盖不了。
现在，它像一条长长的沟壑，阻断了我通向艺术人生的梦想之路。从那时起，那条疤痕作妖似的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常常在我不经意的时候，从镜子里跳出来朝我狰狞地笑，让我心有余悸。
后来我只好选择少照镜子，避免与这段伤痛直接对视。
巧的是，当年那位去村里放电影的斯文叔叔，已经当上了电影公司的办公室秘书，与我的工作联系最多。我们办公的地址就在电影公司的楼上，抬头不见低头见。
每次张秘书看到我，就会笑着跟我说：哎呀，小姑娘长大了，要不是你头上那条疤，还真不敢肯定你就是当年那个摔破了头的小姑娘呢。
他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一听就生气，常常一声不吭转头就走。
还好我可以偶尔到下面的影院去看场电影聊以慰藉。但那时候的电影院每个月才放十多场电影甚至更少，偶尔撞上一次，发现放的电影老旧，观众也少得可怜。几次看着看着，觉得索然无味，很快就走了。那些在我童年中闪烁着神奇光芒的电影，数年之后，变得如此黯淡而无生气。那时是2000年了，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电影行业已经走向萧条，不再像以前那样抢手与热门。
人们可以在家里就能看上电影，去电影院的人越来越少。很多次我听张秘书说，电影公司运转困难，放映员的基本工资要靠门面出租费才能维持。我开始对电影的前景表示担忧，但我知道，我无力改变它的宿命。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经济与高深的体制面前，我只能算一个旁观者。
一年多后，因为种种原因，我离开了电影主管部门。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在电影里，二十年的转换只需要一个镜头，字幕上出现几个小字——“二十年后”就能完成。而我的二十年辗转走了许多单位，把人生断成一个又一个的碎片，像电影不住地卡壳，又不停往前走。当我回过头去思考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时，回答我的却总是零星散乱的片断。
然而时代的前进并没有卡壳，新科技的出现让生活像电影场景在不停地翻新。现在，连电视都不热门了，人们拿着一台巴掌大的智能手机，就能获得全世界的资讯，更何况在手机上看个电影。偶尔我也会想起露天电影，以为它们作为一种夕阳产业早已被翻篇过去。
那些曾经自信又骄傲的放映员们，已经流散到芸芸众生中，从事着另外的营生。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二十年，他们仍守着惨淡的事业，在时代的队伍后艰难地跟进。
2019年，这一年七月后的每一个月初，我的办公桌上都会有一沓整齐的报表先于我进入办公室。它们看上去规矩而谨慎，好像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失去唯一这件能体现他们存在价值的事情。
我知道那些报表上清楚地登记着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放什么电影，放映员是谁……
去年开始，电影公司划归到我所在的单位直管，而我，又巧合地被分配负责这块工作。我与电影又神奇地相遇了。
那位斯文的张秘书，已经是多年的电影公司经理。他的脸上已有了一个临近退休的老干部的苍老与沉稳，三十多年前洋溢在脸上的自信，已经渐渐枯萎成凄清的自卑。
张经理的工作非常仔细，报表准确无误，上报的数据很及时。他告诉我，电影公司作为企业单位，在现行的社会环境下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了，连职工最基本的医疗、养老保险都无法正常缴纳。再过两三年，几乎所有的放映员都要退休了，公益电影放映将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一部分生活困难的老放映员，仍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建的筒子楼里，在逼仄破旧的空间里维系着他们的晚年生活。
县城的老电影院许多年没有放过电影了，现在已经成了危房，夹在高低起伏的高楼大厦间，像一块让人不愿提及的旧疤。
张经理仍会说起小时候的那场电影，说起我的大难不死现在终于有了后福。
我们聊起往事俨然是相识多年的故人。
深秋过后，天气越来越凉了。张经理决定在转冷之前完成今年所有的公益电影放映任务。他们每年的放映任务是一千多场，人少任务重。
因此只能兵分三路，每两人一组分散下到乡镇去放电影。
张经理负责的最后一场露天电影，选在了一个偏远的村子。去之前，他打电话给我说：你再不来，今年就看不到露天电影了。
我跟着去了。张经理很高兴，说，你与电影是有缘的。他这么说，又让我想起了儿时的那次重创，于是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上那条长长的疤。
张经理与另一名放映员把幕布张挂好，机子就位，我才发现他们的电影放映设备比以前先进轻便了，以前要五六个人才能放一场电影，现在两个人就行。
今天放的电影是《湘江战役》，挺新的一部片子，但这部电影，我已经在手机上看了两遍。还会有人来看吗？我心里疑虑重重。
天黑下去的时候，看电影的群众陆续出来了，多是老人和小孩。我数了数，有二三十个这样，坐得稀稀松松，与当年小时候看的那场电影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晒坪上，幕布前，黑压压的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人们肩挨着肩，从晒坪前的第一排一直排到了晒坪后，排到了我的草垛脚下。
人太少了，渐渐吹起的秋风可以在两个人中间卷起一个旋涡。
草垛，是啊，那些柔软得像棉被一样的草垛呢？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操场边上除了几具冰冷的铁质娱乐设施外，空无一物。我问一位大娘，为什么操场上没有草垛？大娘说，哪里还有什么草垛，现在农村人割谷子，都开始用收割机了，稻草被绞进机器里，就会被碾得粉碎。
所以，很少再有完整的稻草可以堆草垛了。
我想到这些年去农村，确实很少看到草垛了，只有被收割的稻草根，像坚硬的铁戟祼露在空旷的田野中，剑拔弩张地在与人间对峙。偶尔有人将残存的稻草束成一捆倒竖在田野里，或者扎成稻草人立在田间，看上去都是一副遗世独立的落寞样子。
秋风刮起的时候，它们在风中来回摆动，摇摇欲坠。草垛、打谷机、织布机这些农村物什，它们曾经是农村的符号和印记，现在，已经渐渐地消失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中。
白色的荧幕上，枪林弹雨的激战场面，与荧幕前稀疏的观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几个孩子在电影场地周围追跑，可很快又停了下来。
电影放到半个多小时以后，有人拿着手机离开了操场，孩子们被大人叫回去睡觉或写作业。人越来越少，整个操场冷清得让人尴尬。
天气说变就变，风突然大了，气温在下降。乡亲们拿着凳子陆续地回家了。
电影还没有放完，操场上只剩下我们三个：两个放映员，加我。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看的第一部电影吗？
张经理似乎早已习惯这样的场面，既不责怪也不叹息，一边收拾设备一边问我。
我说：当然记得。
那是我人生放的第一部电影。他说，今天这部，是我放映生涯的最后一部。
我愣了，突然想起他说过，明年春天，他就要退休了。
（露天）电影的经历，就像一场准备收场的电影。张经理感慨地说。他的话，就像深秋夜里刮起的冷风，吹到我的额头上，那疤痕，突然又开始隐隐作痛。而我知道，终将有人比我更痛——在时代发展变迁这场“电影”中受伤的人，还有面临着要化解这沉疴痼疾的人。
书为伴，笔同行，彼同心。语录集-最美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