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成都49中的一名16岁学生坠亡，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警方的勘验调查下，监控录像第一时间进行了调取封存，还原了事发的整个过程。“关键监控缺失”“化学老师”“救护车赶到时间”“遗体被火化”之类的谣言，不攻自破。
监控视频里，学生的轨迹得到完整呈现。死者生前出现了自残行为，手持一把疑似刀具数次割左手腕，中间表现出垂头、摇脑、情绪低落。
事发后，一些学生在警方调查中反映，坠亡学生小林平时性格相对内向。
同时，警方通过调取小林生前使用过的手机的数据发现，其聊天记录中，有自我贬低的言论，表现出自我否定、多虑的情况。
甚至在去年6月，小林和好友在QQ聊天中写道：“天天想着四十九中楼，一跃解千愁。”
16岁的花季少年，就这样一跃，终止了人生。
官方通报中称，成都49中学在学生心理关爱方面存在薄弱环节。而被心理问题击溃的青少年人间悲剧，仍然还在角落里发生。
40秒，是人类自杀的时间间隔；13秒，是冲动型自杀的持续时间。
全球精神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号召，人们应该及早地介入这40秒和13秒。因为已有足够多的成功行动表明，自杀是可以预防的。
今天，自杀干预成了全球性的要务，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一些“隐秘的角落”青少年，甚至是儿童的自杀，远没有得到正视。
成年人做出悲剧性决定，也许有迹可循，但对于孩童来说，一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更隐匿、更难防控。
01、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危机
叶繁如何也想不到，一名12岁的阳光女孩，已经跟自杀的念头博弈了近5个年头。
叶繁是南方某城市的中学班主任。
去年5月，临近学生返校的时间，一个学生发来QQ消息：“老师，我想放弃了，强撑了很久，好累。”
叶繁对这名学生印象深刻，她是班上的课代表，刘希芮。
她学习优秀，人际关系正常，有固定的好友，在家长和老师面前，亦乖巧懂事，父母对她也极为宠爱。
所有人眼中，她的形象都是阳光的。但那个当下，刘希芮正坐在她家的窗台上，盘算着该不该跳下去。
给叶繁的留言中，刘希芮的叙述凌乱不堪。总结下来是，她三年级时就有了自杀的冲动，随着年纪增长，她越来越向往死亡。
她时常坐在窗台上，想象着跳下去的场景。有那么一次，她“差点就成功了”。
死亡的念头，无时不在，会随时入侵发呆的空白中。
生存与死亡，每天都在她脑子里斗争：“一个声音说，你该走了；另一个声音则告诫，你该等一等，等到一个‘想好’的日期，再与灵魂在地狱里相见。”
她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调整呼吸，叶繁开始劝导她，并紧急联系了她的家长。
干预成功了，叶繁把她劝了回来，并跟她约定，不要轻易放弃生命。
女孩说，可能有点难，但她会去尝试。一周后，刘希芮跟随父母去见了心理医生。经众多量表测试，刘希芮的表现，均在正常范围内，医生排除了抑郁症、人格障碍等精神疾病。
医生说，她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对未来感到迷茫。
刘希芮不是孤例。
疫情返校后，这个整日回荡着欢声笑语的班级，突然蒙上若有若无的阴云。
某天夜里，另一名女孩躲进了女生宿舍的卫生间，很久没出来。室友发现，她那段时间经常用壁纸刀划自己的手臂。叶繁也注意到，在气温高达30℃的南方，女孩始终穿着长袖。
叶繁找她和她父母谈，找到其中一个原因。
疫情期间，她在家里遭受了来自弟弟的“虐待”。与此同时，开学后，她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学习压力激增。
那期间，叶繁为学生们的心理问题忙乱起来。她引导另一位情绪不稳定的男生去找学校心理老师聊聊，但男生回来说：“人太多了，没排上。”
后疫情时代，中小学生的心理危机，成为各地教育部门重视和学校高度戒备的问题。学业压力，自然成了首先被关注的问题。
去年5月21日，江苏省教育厅在一份有关复学的通知中提到：不得公布学生考试成绩。去年7月份，深圳紧急取消了一项考试，已经考的，也不再公布。
叶繁所在的学校也如此，只告知学生的分数，不告知排名。
据《凤凰周刊》报道，在2020年上半年，辐射全国的心理咨询与危机干预热线——“希望24热线”，接到的求助学生来电，比去年一整年都多。
来电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6月份对比去年同期，初中生增长85.78%，高中生增长81.75%。
数据中最醒目的是，小学生的来电，增长了95.52%。
它揭示了一个隐蔽的现象：青少年的心理危机，也许正以我们难以理解的方式，走向了幼龄化。
2019年，中科院心理所一份研究表明，中国有3000万青少年正经受着心理障碍的困扰。
但研究没有提到的是，3000万人中，有多少人本该天真无邪的童年时期，却过早涉入灰暗的森林。
02、童年，涉入灰暗森林
也许是8岁，也许是9岁，何小晖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但还能描述“死亡”第一次闯进他脑海的时刻。
那是深夜10点前后，何小晖尝试集中注意力把作业写完，但他有些心烦意乱，躺在床上也睡不着，便偷偷溜出家门。
他在大街上闲逛许久，不想回家，也不知往哪里去。“过马路时，我突然开始想，正好一辆大卡车冲过来，把我碾死了。”
血肉模糊的画面，自此留在了他的脑海，反复出现。
如今回想那时的状态，何小晖依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陷入“死”循环中。
他丧失了以前那种上天入地的活力，对好朋友们的游戏邀请，也无动于衷；
他变得很嗜睡，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成绩无可救药地下滑。
他很焦虑，可不知如何是好。他经常性头痛，耳朵里有蝉鸣，挥之不去。爸爸带他看了好几个医生，结论都是一致的，一切正常，让他注意休息。
刚过12岁，这个懂事的男孩，就想过很多种死亡的方式。
何小晖知道，爸爸平时服用的安眠药就放在床头柜里。从2017年开始，13岁的何小晖就不时偷几颗出来，他下定决心，等攒到了足够的量，就是告别之时。
此时，何小晖就读于厦门某中学，父亲何明军是一家商贸公司的经理，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在谈业务，事业压力大。
何明军说，他和妻子其实并不是望子成龙的人，而小晖也从不令他们失望。
何明军说，在自杀事件发生前，他意识到了小晖可能出现了某种状况。
他发现，儿子抱着手机的时间变多了，他时常在聊QQ，刷各种稀奇古怪的app。
另一个可追溯的迹象是，2018年春天，初三班主任约谈了何明军，说小晖成绩有些下滑。但何明军没有过多责怪他，只说：“要努力，不能让我们失望了。”
现在，经过心理医生的引导，何明军知道了，这句话也许就是一把无形的刀。
小晖是00后，年纪虽小，但他总是极力把每一面都做出最好的表现，更懂得寻找自己缺点，主动要求上培训班。
过去，这种“懂事”令作为父亲的何明军欣慰。小晖也曾向爸爸求助过，说自己想去看心理医生，但父亲并没有当回事，他觉得父母并不关心他。
何明军则说：“我当时想嘛，孩子的天性，一扭头，什么烦恼都忘了。”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2018年5月的某个深夜，何小晖在QQ空间写下了一条告别世界的遗言，他给自己换了套妈妈刚买的新衣服，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昏睡过去。
十来分钟后，意识到不对劲的何明军，撞开了小晖的房门。
03、自杀之谜
小晖确诊了抑郁症，他愿意接受治疗，积极吃药。但他要求单独见医生。何明军有些茫然，他不明白儿子何以至此，他也独自去咨询了心理医生，希望得到一些亲子相处的经验。
是不是学业压力过大？是不是父母关心太少？有没有遭遇情感纠纷？何明军没有得到具体的答案。
何明军很难想象，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竟然开始幻想着自杀。
幼小的孩童不会自杀，也没有能力完成自杀——这是我们的偏见。
根据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GBD）的数据，10～19岁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死因统计中，自杀排在第4位，占比6.2%。当然，统计的只是已报告的案例。
从年龄构成上看，年纪越小，自杀率就越低，5～14岁的孩童自杀率只占自杀总人数的1%左右。比例虽小，问题不容小觑。
新世纪以来，中国自杀率整体处于走低的趋势。
但5～14岁的自杀率却不降反升，15～19岁也略有反弹，这种情况在城市尤为显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刊发的一份针对2002年至2015年的自杀趋势研究，便揭示了这一点。
另一份报告，则披露出一个似乎极为严峻的事实。
2014年，《中国学校卫生》刊发《中国中学生自杀相关行为报告率研究》，其中提到：未成年的中学生自杀意念率17.7%，自杀未遂报告率2.7%。即每6个人中有1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统计了一年里公开报道的儿童青少年自杀案例392起，有三类因素占据了主导，分别是家庭矛盾、学业压力和师生矛盾。
考虑到其中的间接性关系，学业压力，无疑是中小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排在后面的，才是心理健康问题，占比10%。
一些自杀行为是急性事件诱发的冲动自杀。这类新闻已不胜枚举，孩子们把死亡看作逃避责罚、委屈和创伤的方式。
比如， 2019年，江苏句容一名9岁男童，疑因撞碎学校玻璃，担心受到责罚，从17楼跳下，自杀身亡。
他用稚气的口吻在作业本里写下遗书：“nai nai（编者注：奶奶），我前天把学校的bo里zhuang sui 了（玻璃撞碎了），我之到要chen fa（惩罚），suo以我跳lou了。”
急性事件之外，往往还有慢性事件和旷日持久的情绪障碍。一如小晖和刘希芮，他们早在自身和父母都尚未觉察的年纪，就开始遭受了情绪障碍的折磨。
由于表达欠缺，自我认知不完善，他们自身也难以理解自己的心理境况。自杀意念的诱发，更隐秘，也更难防控。
何小晖说：“我也不知道那些东西从哪里来。”
已有研究表明，儿童在4岁左右便知道了死亡的概念，9～10岁，他们便理解人终有一死，并将死亡与自身联系起来。但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往往会产生错误的认知。
自杀干预培训的医生曾介绍，自杀一定是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单个因素无法导致自杀行为。
即便拿掉了压死骆驼的稻草，风一吹，它还是会倒下。
04、寻找答案
27岁的李静，是自杀干预的志愿者，干预对象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
去年，她干预了一位15岁的女孩，铭铭。铭铭在网上写下了告别遗愿，她已经连续5天没睡着觉了，醒着的每一刻，都感到痛苦。“女孩觉得，只有死了，才能真正睡一觉。”
那天，铭铭打算在家里烧炭自杀。李静报了网警，把她拦了下来。
李静跟她建立了交流，确保她不再做傻事。她告诉女孩，自杀不是目的，只是结束痛苦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解决痛苦，有更多更好的办法。
女孩能懂，答应了她，会努力活着。
跟很多企图自杀的未成年人一样，这位女孩的自杀冲动，也是早已有之。
10岁开始，女孩就断断续续地实施过。最早的一次，是母亲收缴了她的电脑和手机，母女俩爆发了激烈的矛盾，那次是冲动性的，铭铭闹着要去死，母亲说等着“看好戏”。
她跑到厨房拿了菜刀，架上脖子后，自己先怯懦了，她怕痛。
虽然冲动性的自杀未遂，但死亡在她心里埋下了种子。铭铭的父母在她5岁时就离了婚，父亲重组了家庭，她跟着在饭店打工的母亲一起生活。
童年的人际关系，都来自网络，这成了母女矛盾的焦点，长期悬而未决。
妈妈单纯地把孩子的问题归咎于网络成瘾，她认为是网络影响了铭铭的学习，还扭曲了她的心智。而李静看到的是，一个孤独的单亲家庭小孩，试图在网络里寻找爱与陪伴，以填补空缺。
铭铭可能有严重抑郁倾向，应该接受治疗，但其中的交涉并不容易。铭铭的母亲始终不改姿态，坚持“只要治住女儿的网瘾”，事情就能解决了，无法建立直面问题的有效对话。
代际沟通障碍，成了很多干预后期必然面对的问题，很多父母没有心理健康的观念，更谈不上治疗的理念。
这些心理疾病和情绪困扰，要么难以发现，要么很难得到正视，又因为代际冲突、家庭矛盾、学业压力等综合因素，进一步恶化。
缺少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救助渠道，那些被自杀意念和生死矛盾撕扯的孩子，只能踽踽独行，独自在黑暗中摸索，承受着他们的年龄本不该承受的生命之重。
27岁的李静，如今是上海一名心理咨询师。做自杀干预志愿者，是源自她自己跟自杀长期搏斗的经历。小学时候，她也有过自杀的意念，自杀的冲动伴随她读完中学6年，始终挥之不去。
读高中时，她是班上的“怪人”，从不跟人交流。
她有不少自残行为，手臂上划下十来条伤痕，仿佛感受不到疼痛。
她为活着而痛苦，也为不敢死而痛苦。
本科读文学的她，辅修了心理学，才逐渐走出自杀的阴云。铭铭的故事，令她想起了自己：幼年的自杀行为，到底是如何催生的？她也想得到一个关于自身的答案。
李静来自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有生以来的记忆中，似乎充满了来自父母的冷落。
记忆的起点，也许是八九岁，也许更早，她和弟弟玩闹，弟弟打碎了爸爸的茶壶。爸爸一边打扫，一边连叹可惜，爸爸似乎说了她几句，她不太确定。
只是茶壶碎地的声音，始终回荡在她回忆中。童年就是这时候消逝的。原生家庭，在多大程度上把她推向了厌世的边缘？她自己也不好说，难以追溯。
李静只记得，初一开始，她就时常陷入压抑到令人窒息的情绪泥潭，唯有亲手划下一道道伤口，心里才有所舒缓。
“像是不经意闯入了一片沼泽，从此便难以脱身。”
“沼泽”虽深，但也能脱身。
父母和孩子作为两代人，不同的成长环境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思考方式，但无论有多大的不同，爱都是消减分歧的最大法门，理解和对话都是解决问题的良药。
作为父母，给予孩子爱与支持，学会站在另一个角度理解和接纳孩子；
作为孩子，及时寻找沟通的渠道，相信世界的爱意。
一切都来得及。
文|何承波
来源南风窗（ID：SouthReviews）
书为伴，笔同行，彼同心。语录集-最美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