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项人力资本报告显示，1985-2018年间，全国（不含港澳台，下同）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32.2岁上升到了38.4岁。而就在部分公众为中国劳动力老化而心生忧虑的同时，在一些高科技公司又存在着“35岁退休”的潜规则，让不少人更加困惑。
这二者相互矛盾吗？其实不然，这两种现象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力老化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而后者，是个别行业的岗位技能需求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现象。所谓“35岁退休”并不是真的“退休”，只是变换岗位或职业而已，不会改变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的趋势。
劳动力平均年龄是人口学与经济学的交叉指标。人口学通常关注的劳动力对象是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联合国通常界定的15-64岁人口。经济学关注的劳动力是指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的15岁以上人口，并不限定为65岁以下年龄人口。即使是老年人，也可能可以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农村地区，老年人参与农业劳动是很常见的现象。相对而言，15-22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一大部分在校读书，并不参与经济活动，因而不能算作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简而言之，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是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总和，而人口学意义上的劳动力则通常指劳动年龄人口。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前述报告中提到的劳动力平均年龄指标将“学生”也纳入其中，这造成了就业人口的平均年龄被低估。因为，最近2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及率不断攀升，造成15-24岁的青年人口劳动力参与率大大降低。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已达39.9岁，这一数字到2017年上升至44.5岁。
然而，无论指标定义如何，不容置疑的是，我国劳动力平均年龄确实是在上升。这是我国人口转变必然带来的结果。人口转变使我国的生育水平降低，低生育水平使我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队列规模缩小，而早年大规模的出生队列成为中壮年劳动力。大龄劳动力多，年轻劳动力少，必然使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虽然出生人口在成长为劳动力之前和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有一定的死亡，但是并不会改变劳动力供给的总体变化趋势。
人口变动具有长期性、惯性和周期性的特点，60年前的出生人口规模将大致决定今年的退休人口规模。而20年前的出生人口规模又决定了现在的年轻劳动力规模。出生人口的周期性波动将会导致后续的入学、就业、结婚、买房、退休等一系列人生阶段的人口需求的周期性波动。1962年至1973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2500万，这意味着未来10至15年，中国养老保障系统将持续承受巨大的退休压力，这也是近段时间以来热议的“延迟退休”话题背后的人口学背景。
不过，人口转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人口转变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每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国家，人口转变的程度越高，生育水平会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劳动力市场老化也很明显。就此而言，我们不必对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的现象过于恐慌，关键要有应对之策。
有效应对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的长期趋势，需要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的协调。用人单位也要及时更新与转换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观念，劳动力无限供给或年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劳动力市场的用工政策也要适应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适当提高招工年龄，注重大龄劳动力资源的开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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